蒲敏

在世间纷繁的色彩中，“红”无疑是最具视觉冲击、最跳脱出众的那一抹。

“红”有浩然之态，若旗帜的底色；亦具婉约之姿，若花攒锦簇。无论是信仰层面还是现世生活，“红”总能轻易从庞杂色彩里脱颖而出，电光石火间攫住众人眼球。是以古往今来有关“红”的诗词不胜枚举。如朱熹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，如韩愈“草木知春不久归，百般红紫斗芳菲”，如杜甫“桃花一簇开无主，可爱深红爱浅红”，如元稹“新笋紫长短，早樱红浅深”，又如汪洙“清芳谁是侣，色间小桃红”，再如刘克庄“片片蝶衣轻，点点猩红小”……然不管是轻灵明快的“胭脂红”，抑或是浓郁饱满的“朱砂红”，红色予人的，是浑厚博大，是激情勃发，是充沛的鲜活感兼之无穷无尽的蕴深与绵延。

曾在离家仅百米之遥的林科所内巧遇一株雪后的红梅。满树星星点点的红，于白雪的映衬下愈加鲜艳。感其傲然风姿，注视良久，那满树星星点点的艳红似乎下一刻就要燃烧起来了。

站在梅树下，蓦地想起擅绘梅竹的近现代画家阮性山的《咏梅》集句七绝：“短墙缺处插疏篱，始见寒梅第一枝；独有高人爱高洁，为渠费尽雪桥诗。”天地一白，唯满树的梅擎着红蕊，却并非与冰雪抗衡，只是惹人低回。独立于梅树下吟诗，确有阔大、寂寥之感。我打心底里喜爱因这阔大、寂寥生出的敬畏。幸甚至哉。

除去四季花卉，与“红”关联最多的还有中国的传统年节，尤以春节最甚。每逢佳节临近，街市上除了摇曳招展的花木外，红灯笼、红春联、红窗花作为节日的标配，其渊源可溯至宋代。当代学者、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曾有“春联是举世罕有伦比的最伟大、最瑰奇的文艺活动”的高论。如此讲来，春联啊，窗花啊，的的确确是名副其实的“旧日红”。

说起来，今时人家少有挂红灯笼的习惯，春联倒是必不可少之物。特别对母亲这样的“旧式人”而言，一年之始，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是必不可少的仪式。只是愧然于自己的毛笔字实在拿不出手，以往所贴之联皆于街市购得，寓意虽好，但了无新意。倒是近几年，师友们的书法作品频频斩获大奖。每每春节将近，便腆着脸向师友们求字。不出三五日，一副力透纸背、深具笔墨精神的新联到手。

春联拿了回来还不能立时上墙，须择一良辰吉时，洗净双手，先将旧联揭下。揭下来的春联且放一旁，按母亲老家的规矩，但凡写有字的纸决不可随意弃丢，需收拢一并拿到楼下，于花坛空地刨一浅坑，点火烧焚，余烬掩埋。我曾好奇问询母亲，为何老家有此旧习？母亲闻言没有立时回答，敛眉、低首，半晌后缓缓说道：蓬溪一地十之八九的乡人都以务农为生，识字之人寥寥，只有家境殷实的才念得起私塾，是以略略读过些“经史子集”的人都会被尊为“先生”；乡人对“先生”素来尊敬，加之纸张并非唾手可得之物，便连带认为写过字的纸深具灵性，不得用于裱糊、包裹，更不可随意践踏抛弃。虽然今时不似旧日，印刷、书写的纸早已司空见惯，但母亲说彼时乡里最有文化的长者曾三番五次告诫：“片纸得字，都是好的。”耄耋之年的母亲除能熟练背得李白的《忆东山》：“不向东山久，蔷薇几度花；白云还自散，明月落谁家。”还清楚记得一联：“字纸成丹桂，炉烟结祥云。”我想，我是懂得母亲和乡人何以如此敬惜纸墨的。文化的传承需要成为一种信仰，信仰有如一盏长明之灯，唯心存信仰，才不致迷失方向。

贴完春联，离除夕也没几日了。除夕，总是与团圆、祭祖、守岁等传统习俗紧密相连，除了举家围坐享用三牲五鼎的家宴，还有便是燃放烟花爆竹驱厄迎福。据清末民初的《沪壖话旧录》所载，那只一年四季都在酣然大睡，只在除夕夜才外出觅食的“年兽”最畏巨响、红色与火光，是以爆竹、春联与绚烂烟花是确保来年顺遂无虞、喜乐安康的不可或缺之物。

年初一早起出门，乍见满地红屑，心里的欣悦便无来由平添几分。这满地的“旧日红”，落在喜欢长久的中国人眼里，确真是最平实、最接地气的美好寄望。